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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国学”中的书画是相对“美术”中的书画这一概念而来的。书画艺术，自近代以来被归属于“美术”的范畴，但在这之前，它们一直是“国学”范畴中的两项分工。例如，在经、史、子、集的四部分类中，书画与音乐、农工、算术等等都被归于子部；在唐宋，它们又隶属于翰林院。至于“美术”，则是一个西学的概念。由于在西方，没有“书法”，则专论“绘画”，从“美术”的概念，“中国画”主要是以工具、材料上的特殊性而区别于油画、壁画、版画、年画、连环画等等的一个画种；而从“国学”的概念，则不仅用毛笔调了水墨丹青画在纸绢上的是“中国画”，包括敦煌的壁画、明清的木刻版画、杨柳青的年画等等，无不是“中国画”。
“美术”概念中的“中国画”与“国学”概念中的“中国画”之不同，就像“美术学院”中的“英语”，与“外语学院”中的“英语”之不同。具体而论，像吴湖帆、贺天健、来楚生、陆俨少、沈尹默、张元济、陈声聪等等，都是“国学”中的书画家，或文史专家而兼工书法；而像李可染、关良、周思聪等等，则属于“美术”中的书画家，他们经过了美术学院的一套科学训练，具备了专业从事美术创作的能力。虽然，二者都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作画、写字，都有写实和写意、重功力和重创意的不同风格表现（吴湖帆和李可染相对写实，吴冠中和齐白石相对写意），但在似乎相近的貌合之下有着判然的神异。前者，更注重从“国学”、文史来认识并创作书画，后者则更注重从“美术”、视觉来认识并创作书画。所以，不关优劣，前者的作品更浓于传统陶冶性灵的“古意”，体现在笔墨上，更体现在意境中；而后者的作品则更浓于吸引眼球的时代性，同样也体现在笔墨上，更体现在意境中。
何谓“古意”？赵孟頫曾说：“画贵有古意”。“古意”的精神情感是第一位的追求，因此而需要借中庸的视觉效果来完成。对传统绘画来说，“古意”指其线条、颜色显得旧气且保守，总能找得到出处和渊源，学董源的、学王蒙的，内行人一看都能知道。对古意的强调也并不意味着新意不好，李可染、林风眠先生的画并无古意却有新意，也同样是出色的。打个比方，书画中的古意等同于餐饮中的辣味，川菜好吃，也不意味着徽菜不好吃，但“古意”依然是“国学”中的书画区别于“美术”中的书画的重要特色，没有古意，就不能称之为“国学”中的书画了。“古意”是怎么来的呢？画家一定有“国学中文史”的文化背景。有的通文史，能诗文，工书法，有的虽不通文史，不能诗，不工书法，但有这样的社会氛围。像莫高窟的画工，不会作诗，不能书法，有些还是文盲，文化水平很低。但当时的社会氛围，具有浓郁的“国学中文史”的背景。所以，他们的创作都能有“古意”，至于佳不佳，是另一个问题。像顾麟士的文化水平肯定比莫高窟的画工高，二者的创作都有“古意”，但艺术性的高低恰恰相反。而今天，大的文史环境显然已经没有了，现今的书画家爱读康德，听莫扎特，有相当的新文化知识，那也是好的，只是不再有“古意”。美术学院培养出来的书画家是缺少“古意”的。李可染先生曾说，对于传统，“要用最大的功夫打进去，再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”。用“美术”的认识，李可染先生从未真正打进过传统的堂奥。他在80岁时讲到，开始真正认识到董其昌的笔墨之妙。证明他在80岁之前并未认识到传统的奥妙，其成就主要来自于美术学院的科学训练而不是传统。
文史馆与“国学”中的书画
新中国所设置的文史馆，在性质上类似于古代的翰林院，所接纳的馆员，虽以文史专家为主，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书画家。这里就要厘清一些概念，即 “国学”意义上的书画家和“美术”意义上的书画家，“国学”中的文史专家和“学术”中的文史专家。举例来说，张元济先生不是文史专家而是出版专家，这就是“国学”中的文史专家。无论国画、书法、文史都是专业，西学的“术业专攻”，是建立在专业教育基础上的，而国学的“术业专攻”，是建立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。中国的传统教学，从蒙童到科考都是通识的教育，由科举而走上社会，有人从事行政，有人从事水利而有不同的分工。在“国学”中根本就不存在“跨学科”的概念，没有人认为苏轼任杭州太守时疏浚西湖筑苏堤是在“跨学科”，也没有人认为陈声聪从事税务工作又作诗词、诗话是“跨学科”。王阳明、曾国藩，都是一介书生，没有学过军事专业，但带兵打仗，照样建赫赫之功。孔子并不因为学了周公之道，便不干仓库保管员和畜牧饲养员的专业工作。《论语》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古人认为“器”是形而下的，只要通晓大道，专业之器并不是难事。
对“国学”中的书法家而言，除了抄书匠之外，书法基本上不是专业，王羲之、苏东坡、颜真卿都有具体工作，而非专业书法家。他们从小在通识教育之下习字，进入社会后从事与文史书法无关的工作，业余时间爱好写字。欧阳修曾说：“学书消日。”古人的娱乐比较少，闲暇时光需要打发，没有麻将，没有KTV，就学书法为乐，日积月累下来，自然而然成为了书法家。沈尹默原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，于右任在行政院供职，他们从事的社会工作、专业与书法无关，而在书法之外，他们也都有诗文集。他们写字，不但写古诗，也必然包括自己创作的诗。美术学院中的书法必然是一个专业，书法家们经过专业训练，进入社会之后从事专门的书法创作，他们不可能去从事水利、农业等其他领域的工作。他们可能有一些艺术论著，但不会有自己的诗文集面世，写的诗文都是唐诗宋词。这是“国学”中的书法和“美术”中的书法的差别。清代之前，西学未曾东渐，都是“国学”中的国画和书法；民国时期，“国学”与“美术”中的书画并存；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“美术”中的书画蔚为大观，而“国学”中的书画则式微了。当然，西学也很好，它为传统书画注入了新的气象，但传统书画有诸多值得保存流传的精华，这点应该为我们所重视并思考。
大体上，文史专家即使不工绘画，也一定擅长书法；而“国学”意义上的书画家则必通文史；唯有“美术”意义上的书画家与文史有不同程度的隔膜。但把书画家纳入到文史馆，毕竟与画院、美术学院的书画家，在文化属性上引起了变化。这一举措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只需要“美术”中的书画艺术，也需要“国学”中的书画艺术，这对于文化的大发展、大繁荣，尤其对于传统先进文化方向的弘扬和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，是一个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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